海盐来源，所以无所谓。

　　盐是必需品，而盐铁官营古来有之，如果国家对食盐的制作、贩卖销售全程控制也就是专营，所得利润可以补充国库开支，所以东魏以及后来的齐国，总体而言是对盐进行官营（专营）。

　　不过在东魏初期，盐业官营的同时也存在着民营，到了武定年间，崔暹奏请对海、沂盐业也由官府经营，另一名大臣崔昂表示反对。

　　崔昂认为，盐场煮盐要用大量的盐灶，官府虽然可以征调人力煮盐，但总不如民间自煮盐的人力广，所以不如继续允许盐业民营。

　　一来能够保证海盐产量，二来官府只需要计灶收税，同样也能获得不菲的收入，算是皆大欢喜。

　　当时的朝廷采纳了崔昂的意见，只对民营盐业进行征税而不是禁止，所以东魏（齐国）的盐业是官营、民营共存，但盐业官营也确实为当时的国库提供了充沛的财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魏（周国），对河东解盐以及蜀地井盐实行官营专卖，原因很简单，西魏（周国）国力比不上东魏（齐国），国库收入紧张，只能想办法扩充财源。

　　不但盐业官营专卖，连赋税都比东魏（齐国）重差不多一倍，这就是国力对比明显处于劣势的西魏（周国）无可奈何的选择。

　　至于为何是国力处于下风的周国笑到最后，那是政治、军事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周国一统北方后，国力大增，自然就放宽了盐政。

　　开池禁允许民营，但要在官府的监督下经营盐业，是为官督民营，而对于故齐境内的海盐盐场，采取更加宽松的政策。

　　后来周隋两国对峙，为了填补巨大的开支，邺城朝廷对于海盐虽然允许民营，却增加课税作为财源。

　　而南朝的盐政，自宋以来都是沿袭魏晋旧制，对盐业主要实行官营，但也允许盐业民营，加以课税补充国用，简而言之，自魏晋以来，天下盐业大多官营为主，其间政策出现反复调整。

　　盐业官营，即源自当初有名的“盐铁官营”或“盐铁专卖”，这种制度相传源于春秋，齐国名相管仲提出“官山海”，垄断盐、铁的生产销售，为齐国富国强兵创造了巨大财源。

　　到了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实行类似的政策，增加国库收入；汉时，攻伐匈奴导致开支大增，为筹措军饷，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

　　不过到了汉昭帝时，实行修生养息政策，大臣们正式讨论“盐铁官营”的政策该如何调整，是为著名的“盐铁会议”，从那以后，朝廷对盐铁的控制渐渐放松。

　　自魏晋以来，历代朝廷对于盐铁的经营政策多有调整，以盐业来说，朝廷开支巨大急需用钱时，会收紧盐禁，若财政盈余，则会放宽政策。

　　当年崔达拏的父亲崔暹支持加强盐业官营，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反对者的观点之中，最重要的看法是盐业官营弊病丛生，而且朝廷“不能与民争利”。

　　“与民争利？寡人的看法，这‘民’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做的吧？”

　　面对宇文温的问，崔达拏没有回答，他觉得没必要为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起争执，实际上世家大族和权贵们，不会放过盐业经营，无他，利润丰厚。

　　“大王方才所问，朝廷未来的盐政会如何，下官以为，待得天下一统，朝廷恐怕会完全解除盐禁，甚至连盐税都不会收了，是为让利于民。”

　　天下一统，税源充足，当权者没必要为了区区盐税，弄得个“与民争利”的恶名，毕竟权贵和各地豪强们也要“利益均沾”。

　　所以宇文温之前的判断即是如此：周国平陈之后，盐业迟早要放开，盐税会调低甚至取消。

　　不过能从丞相身边亲信崔达拏那里听到同样看法，他心里还是颇为兴奋的，对方消息灵通，对一些政策的预判很有优势，没必要为这种事情骗他。

　　所以，宇文温今日的“不耻下问”，总算是圆满结束。

　　看着宇文温离去的背影，崔达拏摇了摇头，对方想靠广州盐场财，他已经看出来了，这倒没什么，不过...

　　宇文家恐怕没几年好蹦跶，你还折腾个什么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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