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孙志孺夫妇出面调停，戴秉中也终于选择了息事宁人，当然了，孙志孺又不是仗势欺人的，便是邀请了戴秉中来支持诗会，这才消停了下来。

　　能够支持诗会，这是莫大的荣耀，虽说只是文坛上的民间活动，但这虎丘诗会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孙志孺给足了面子，戴秉中这边自然就好说话了。

　　不过李秘此时却疑虑重重，因为需要验证总督莫横栾儿子的血型，他才决定用制造显微镜，早先也是想请项穆和石崇圣帮忙而已。

　　至于孙志孺这个奇人，乃是石崇圣举荐出来，而后才前往虎丘拜访，如此才产生了交集。

　　这也意味着，若是孙志孺早有所谋，那么石崇圣必然也有份参与，要么便只是孙志孺见到李秘之后，才开始了暗中调查李秘。

　　若是后者也就罢了，李秘自然会警惕行事，若是前者的话，也就说石崇圣一直是不怀好意的，李秘也不知道会留下甚么隐患。

　　当然了，李秘还是愿意相信石崇圣的，他也不可能只凭着孙志孺的一句话，就判断出孙志孺到底是何居心人，更不可能如此便武断地认为孙志孺是群英会的人。

　　李秘也不好不卖这个面子，既然孙志孺夫妇都已经出面了，他们也不好再离开，只好老老实实跟着参加了虎丘诗会。

　　早先这些文客们自是不太乐意的，因为李秘等人如何看来，都不像是肚里有墨水的人。

　　尤其副理问之类的分明只是低阶流官，又不是进士出身，自是受不得太多的敬意。

　　可孙志孺道出隐秘，声称李秘是那首《对酒》的作者，意义可就不同了。

　　在文坛之中，到底还是要拿出作品来说话的，不少人混迹文坛，参加各种各样的文会雅集，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自家写的东西无法受人传唱，再如何也混不出个名堂来。

　　而这首横空出世的《对酒》诗却获得了极好的声誉和极大的传唱度，这就是李秘的成绩了。

　　大明朝可不如唐宋，科举制度成熟之后，朝廷也是重文章而轻诗词，主要还是考验八股文，诗词在科举上占的分量非常非常少。

　　科举考试已经成为了文人士子登堂入室的唯一捷径，所以并没有太多出众的诗词大家。

　　那些个诗词了得的，通常在朝堂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建树，比如唐伯虎之类的人物，便是如此了。

　　也正是因为大环境如此，所以难得出现一首传世佳作，才会流传得如此火热。

　　再者，大明朝中后期虽然出现了不少农民起义之类的内乱，但并没有太大的战争，世道还算太平，官场腐朽，权贵浪荡，社会风气萎靡不振，文风上自然也就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而李秘这首《对酒》却写出了沙场豪情，更是难能可贵，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继戚继光写出“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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