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为了防备海上倭寇。

　　如今，金州卫指挥使，伙同麾下各千户，整天忙着走私大业。他们悄悄扩建造船厂，方便走私商船停靠修补，顺便跟这些船队搞贸易。

　　至于盖州地震，真如那商人所说，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指挥使、千户以下武官，扔掉印信逃跑三十多个。连当官的都活不下去，普通士卒就更别提了，好几个卫所逃得干干净净。

　　太监干的好事儿！

　　明代军屯，一部分留为己用，一部分上交卫所，一部分上交国库。

　　上交那部分，谓之“屯田子粒”，而且实行“包赔制”。即遇到水旱蝗灾，粮食收成不好，朝廷让军官包赔，军官让士卒包赔，赔不起就只能选择逃亡。

　　盖州估计早被太监霍霍得不轻，去年又遇到大地震，接着又是雪灾和旱灾。太监还勒令包赔子粒，士卒扛不住先跑了，军官扛不住也跟着跑了。

　　堂堂盖州卫指挥使，正三品武官，居然交不起粮税逃跑了。你能信？你敢信？

　　嗯，也可能是士卒将官跑光了，指挥使怕担责任掉脑袋，干脆丢下将印一走了之。

　　王渊走到邻桌，抱拳道：“在下王猛，顺天府生员，与诸位同窗游学各地，这次打算去辽东领略东北山川。可否并桌一叙？”

　　“王相公请坐。”两个商人非常热情。

　　让店伙计把桌子并到一起，王渊又加了两个菜、一壶酒，主动帮忙倒酒道：“敢问两位尊讳？”

　　“不敢当，”其中一个商人说，“在下姓刘，刘竟成。这位是曹兄，曹贵。”

　　王渊笑道：“原来是刘兄和曹兄，刚才听说盖州之事，那里的军士真跑完了？”

　　“可不是嘛，”刘竟成感慨道，“连续几年遭灾，谁扛得住啊。更倒霉的是，辽东镇守太监，与那盖州卫指挥使有私仇。是上辈人结下的仇怨，这回算是逮着一起报了，可怜整个盖州军士跟着遭殃。”

　　“原来如此，”王渊又问，“两位做什么生意的？”

　　曹贵说：“运些皮草、药材入关，小买卖，不值一提。”

　　刘竟成说：“我在辽东弄了几百亩地，专门种粮食，顺便也倒腾些货物。”

　　“大生意啊。”王渊说。

　　“小买卖，小买卖。”刘竟成谦虚道。

　　军屯制度衰败之后，屯田大量抛荒，于是朝廷招商垦荒，只要种足了粮食卖给朝廷，就能获得相应数量的盐引。

　　这种做法很先进，但在北边也败坏了，反而在东北商屯种粮还能赚钱。

　　辽东土地真的肥沃，在永乐朝时，辽东根本不需中央拨款。自己供应粮草绰绰有余，不但上交中央，还要负责支援奴儿干都司的粮草。这里还有三大铁厂，自己造枪造炮，又能自己造船和产盐，可谓一方福地！

　　用一位明朝大臣的原话来说，辽东“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其得易，其价廉，民便利之。”

　　搞成现在这副模样，纯粹是体制给闹的。

　　整个辽东实行军管，大部分汉民都是士兵（或士兵家属）。发展到现在，士兵几乎成为农奴，宁愿逃进山中当野人，都不愿世世代代给朝廷种田。

　　辽东的败坏，比其他边镇更甚！

　　因为其他边镇，土地相对贫瘠，而且面临蒙古压力，太监、武官再怎么贪腐，都还不敢搞得太过分。而辽东呢，只需面对朵颜三卫和女真，这些敌人都是不成气候的弱鸡。再加上土地肥沃、财货丰厚，太监和武官简直往死里贪。

　　满清能够做大，别怨什么小冰河，也别怨什么东林党，归根结底的核心问题在于武官！

　　自成化犁庭之后，辽东武官就“死”于安乐。因为没啥外部压力，疯狂剥削治下士卒，军屯抛荒面积逐年递增，史书里到处都有“某某役使军士”的记载。

　　啥叫役使军士？就是把士卒当奴仆使唤，别的地方顶多役使几十上百，辽东这边动辄就是役使上千，甚至是数千！

　　这才明代中期啊，辽东的太监和武官，就敢几千几千的把士兵变成农奴！

　　大明最终在辽东爆雷，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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