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数额的赔偿金。

　　与此同时，船主也要按照保险商社的赔付金额，向苦主家属赔钱。

　　如此一来，且不论该船工出意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遗属有了赔偿金，至少不会三天两头到官府闹事。

　　如果坠海的船工被其他船只救起，或者因为各种奇遇平安归来，家属拿的赔偿金必须归还保险商社。

　　各港口渔业行会已经表态，愿意接受官府监督，并进行行业自律，由行会主导，实行强制船行或船主购买“意外险”制度，不给船工购买意外险的船只，一经发现，施以重罚。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骗保”或者“杀人骗保”，保险行会会作为监督者，会和渔业行会合作，拟定一系列的管理制度。

　　当然，这种强制购买意外险、出意外就赔偿的制度，必然导致捕鱼成本增加，但是，只要朝廷减税，让腌制鱼以更低成本在内地大量销售，由此增加的利润，足以让捕鱼业增加的成本忽略不计。

　　至于腌制海鱼会大量消耗食盐的问题，支持者认为渔船腌鱼用的盐是买的，不会损害盐场的利益。

　　其次，因为晒盐法的全面普及，沿海地区各盐场海盐产量逐年快速增长，产量供应内陆地区绰绰有余，不存在腌制鱼和百姓抢盐的事实。

　　反方又提出新的质疑，认为朝廷降低腌制鱼销往内地的商税，这造成朝廷税收降低，换来的销售利润增加，却都进了商贾的腰包，如此损害朝廷税收的政策，怎么能实行？

　　对于这个质疑，支持者一方的参知政事，给出了一组组数字。

　　这些数字，是以这几年来海洋捕捞业的发展为事实基础统计出来的各类数据，经过一个个复杂的算式，根据数理统计的“预测”原理，得出了“沿途税收下降促进腌制鱼销售后，反倒给朝廷税收带来增加”这一让人诧异的结论。

　　算式一，用最近五年的各种渔业捕捞数字，“预测”未来三年渔业捕捞的产量。

　　算式二，用最近五年朝廷对腌制鱼的收税情况、各关隘统计的腌制鱼流通数量（桶），“预测”出随着腌制鱼的流通数量（桶）的增加，在不同税率下累计收税额的数字。

　　算式三，利润分析，根据近五年煤价走势，以及沿途商税下降后对腌制鱼长途运输和销售成本造成的“利好”程度，“预测”出税率下调到一定程度后，长途贩售腌制鱼的利润增加程度。

　　结论是利润明显增加，那么既然有利可图，渔船主们就有更大的需求增加捕鱼量，而在此基数上，根据数理统计的各类算式，“预测”出一个结果：

　　一旦朝廷适当下调税率、刺激腌制鱼的销售，从腌制鱼销售上收取的总商税反倒会增加。

　　这就是薄利多销的道理，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收税，道理谁都懂，此次这项议题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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