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柜坊蜕变没几年，拿到大业务，当然也是好事。

　　她的疑惑已得到解答，没再问下去。

　　宇文温也点到而止，没有把更深层次的用意说出来。

　　通过银行强迫贷款，再让对方借贷还债，债越借越多，每年都在还债，却怎么都还不完，这就是西方列强进行资本输出的方式。

　　此为后话，如今不过小试牛刀。

　　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拉业务”，让刚由柜坊蜕变而来的银行获得更多的“养分”，以便继续茁壮成长，与此同时，有机会参与到国事之中来。

　　哪怕这种参与，是以棋子而不是棋手的形式出现在棋局里都无所谓。

　　《汉书·食货志》有云：士农工商，四民有业。

　　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衣，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工人做器、商人赚钱，这是本分，但商人靠着赚差价就能锦衣玉食，又重利轻离别，真是可恶。

　　所以中原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就是把商贾视为贱民（整体而言），毕竟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重农抑商是必须的，商贾不事生产（农耕）却可以过上好日子，如此不劳而获，必然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朝廷要压制商人，却又离不开商人，于是把商人当夜壶。

　　需要的时候就用，用完了就扔，而夜壶的地位，自然就很低。

　　与此同时，权贵们要经营产业盈利，满足巨大的开支，所以也要依赖商人来货殖，那么，把商人变成想用就用、想杀就杀的狗，再合适不过。

　　于是，商贾的地位很微妙，有主的（搭上权贵、有靠山）商贾就是名贵猎犬，比一般官员都要威风；没主的商贾，那就是野狗，胥吏都能肆意敲诈勒索。

　　商，是这样，工呢？也好不到哪里去。

　　商人是夜壶，浑身散发着“铜臭味”，不用的时候必须收起来，而作为“工具”的工，不用的时候自然也要放到工具箱里，哪里能摆在厅堂上，让来客看笑话呢？

　　工、商的地位，都不怎么高，更别说有多少政治地位，千百年来都是如此，没人觉得不对，问题是，时代不同了。

　　当蒸汽机、火轮船、火车、电报出现，工业时代即将到来，要是还把工、商放在低人一等的地位，宇文温认为那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有的蒸汽机械，已经超过了“巧器”的范围，蒸汽机工程师、技术人员，不是匠户。

　　经营实业的商人，不是什么不事生产的食利者。

　　所以，宇文温认为，工商业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地位。

　　但是，即便他贵为天子，也无法以一人之力，将千年的歧视推翻。

　　他提拔的工商业人才，被官僚集团视为“佞幸”，许多人在享受着科技、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各种舒适生活的同时，依旧把工、商视作贱业。

　　明德年间工、商业人才获得重用的情景，也许会随着宇文温的去世渐渐消散，操作火车、蒸汽机、火轮船以及各种蒸汽机械的技术人员、工程师，会沦为“机户”。

　　一切，又回到从前。

　　但那是不可能的。

　　蒸汽机、火车、火轮船、电报已经出现了，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回到士大夫熟悉的男耕女织、四书五经就能治天下的时代。

　　然而，鄙视工、商的官僚集团，不会喜欢破坏庄园经济的商品经济，不会有办法应对海外白银大规模输入造成的通货膨胀。

　　不会珍惜纸币赖以生存的国家信用。

　　他们适应不了新时代。

　　但是，新出现的工、商业者能。

　　商誉，是商人的根本，构筑在其之上的信用，更是命根子，而只有商业发达、贸易大兴了，实业者才能有获利的可能。

　　同理，纸币的信用，只有工商业者才会用心维护，只有熟悉经济规律的人，才能对抗因为海外白银大规模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

　　宇文温一手创造的流通券，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初步具备成为纸币的潜力，但迄今都未“国有化”，这是因为他不相信现在的官僚集团。

　　他一直在等，等一个合格的“操盘手”出现，而银行，就是这个“操盘手”起舞的舞台之一。

　　观众们会陶醉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之中，放松警惕，等他们回过神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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