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员进行整理，然后对照条目，在题库（小册子）里找出题目及答案，接着交由主考官核实，当天就交由印刷场进行试卷的印刷。

　　整个过程，相关人员都要对外“隔离”，不得与外界接触，日常起居有专人负责，接受监督。

　　试卷印刷过程也要接受监督，官府会派出士兵将印刷场围得水泄不通，当试卷原版抵达之后，所有印刷场员工，就会与外界隔离。

　　他们要争分夺秒，进行排版、试印、勘误、再次排版、试印，确定无误后定版，开始批量印刷，赶在开考前将试卷印刷完毕。

　　届时，官军会押送考卷抵达考场，谁敢冲撞队伍，谁就要倒霉。

　　整个流程，杨济不需要全程紧跟，只是“观察”而已，但御史骨仪，以及礼部自己派来的监督官员，需要“如影随形”。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绝不允许有人内外勾结，提前泄露试题。

　　这样的一个流程，看起来很繁琐，但因为之前已有试行了十余年的考试选拔，礼部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将整个流程制度化，每个环节都分得很清楚，对于监督者来说，看着流程图就会对如何有效监督一清二楚。

　　杨济已将流程图记得烂熟，此刻见着抽号正常进行，琢磨起考题来。

　　考试题目，分为“主观题”和“客观题”。

　　主观题是让考生自己答题，以表达对试题的理解，试题的题型有简答题、论述题等，论述类题目，其得分高低得由主考官判断，人为因素较大。

　　客观题，是固定应答型试题，有标准答案，这种题目让考生从事先拟定的答案中辨认出正确答案，题型有判断题（是非题）、选择题（单选、多选）等。

　　除此之外，还有填空题，如明经科的填空题，就是将一段经文的某段话留空，让考生填写，这实际上也是有标准答案，考的是考生对经文熟悉与否。

　　以客观题为主体的试卷有足够的知识覆盖面，阅卷、评分完全避免阅卷考官的个人因素干扰。

　　如何安排客观题和主观题的比例，关系到考官在考试中的作用，为此，清流们吵得翻了天，最后朝廷还是确定了题库出题、客观题占主体这一原则。

　　如此一来，主考官实际上不是出题者，纯粹是阅卷者，按照标准答案给糊名的试卷打分，只有到了论述类题目，才有些许“自由发挥”的余地。

　　若一个考生把客观题都作对，那么即便自己的论述题答案不入考官法眼，也不会明显影响总体成绩。

　　这样的设计，让主考官没道理成为上榜考生的“座师”，当次考试（乡试、会试）考生能上榜，不能说是主考官“慧眼识英才”。

　　因为只有一个人，才有资格成为考生的“座师”，那就是天子，其他各级考官，不过是拿着答案打分的“员工”。

　　通过殿试的考生，是天子门生，而不是某个主考官的门生。

　　殿试的考题由天子拟定，至于这题目是天子从其他人拟定好的题目里选，还是由天子自己定，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宽度”、“深度”都够大的题库，而这样的题库，花了近二十年，凝聚了无数学者的心血，最后才建立起来。

　　这项工作艰难无比，首先光是按四个级别定题目难度，就让学者们吵得面红耳赤，因为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个问题的难度判断不同。

　　诸如刘炫、刘焯这样的经学名家，看什么问题都觉得容易，总不能按照这两位的标准来给题目定难度。

　　既然要定一个标准，那么如何定这个标准也得有个“标准”，所以光是为了“标准”，就折腾了许久。

　　其中艰辛，杨济有所耳闻，只叹为了科举这种子能发芽、茁壮成长，天子苦心准备了那么多年。

　　正是因为有了长期的准备，明德年出现的科举制度，有了扎实的基础，当然，收效如何，还得以事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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