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布朗先生那部优秀的《十年的历史》的第一卷在我搁笔后就出版了，它证实了我的记述。他写道：

　　一个中等身材、精力充沛的男子，身着将军服，身后跟着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穿过了圣婴市场。这就是德·埃瓦里斯特·迪穆兰先生，《立宪党人》的编辑，他从一个卖旧衣服的商人那里买到了那身制服，他戴的肩章是演员佩尔莱从喜剧院商店买来送给他的。“这位将军是谁?”从各方面来的人都在问。围着他的人回答说：“是迪布尔将军。”人民群众高呼道：“迪布将军万岁!”在他面前，这个名字还从来没有这样在空中回荡过。①

　　①我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九日收到迪布尔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自从上次我们在卢浮宫岸边相遇后，我多么想再见到您啊!我多少次想把撕碎我灵魂的忧伤向您倾吐啊!生活在这么个时代，——个人热烈地爱着他的国家、他的荣誉、他的幸福、他的光荣，可他是多么不幸福!……

　　在一八三○年，人家干的事，我没附和他们，难道我错了吗?他们为法国安排那可憎的未来．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解释说，单是它的弊端就能怎么怎么造成政治上的也是欺诈性的人事安排，然而没有人能理解我。

　　同一年(一八四一年)的七月五日，迪布尔先生又给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寄来了一个记事手稿，他曾在一八二八年寄给了德·马蒂尼亚克先生和那些他鼓励他们让我进议会的先生。我并没有朝迪布尔先生指的这个方向向前发展，这不太符合现实。(巴黎，一八四一年记事。

　　另一个场面，在几步之外等着我：在卢浮宫的柱廊前面挖了一个墓穴，一个神父身着一件宽袖白色法衣，佩着襟带，在墓穴旁边念着祷词；人们把几具尸体放了进去。我赶紧脱帽致敬，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静静的人群带着敬意注视着这葬礼。如果宗教界的人士不到场，这种仪式也就不算什么了。那么多的回忆和思考一下子涌进我的脑子里，我木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我感到有人推我，原来响起了一片口号声：“捍卫新闻自由的人万岁!”我的头发让我被人认了出来，马上一些年轻人抓住我，对我说道：“您去哪里?我们带您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向他们表示感谢。我挣扎着，请他们放我走。贵族议院开会的时间还没有到；那群年轻人不停地喊道：“您去哪儿?您去哪儿?”我胡乱地回答道：“去皇宫!”马上我又听到“宪章万岁!”“新闻自由万岁!”“夏多布里昂万岁!”的呼声。在方丹家的院子里，书商巴尔巴先生从他房中出来，拥抱我。

　　我们到了皇宫，我被挤到了木长廊底下的一家咖啡屋里。我热得要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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