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也许还有某种狂热的情绪，那是世上种种灾难神秘的起因。这一切大家甚至都没有想到，只有我一人注意到了。只有我一人把它铭记在心里。对拿破仑来说，皇冠上有几只小虫，哪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伸手把它们捏死不就行了吗

　　行刑那天，我想把儿时的伙伴送到他最后的战场。可是我找不到车，只好徒步跑到格勒纳勒原野。我汗流浃背赶到时，已经晚了一秒钟：阿尔芒冲着巴黎城墙已被枪决了。他的头颅被打碎了。肉铺养的一条狗正在舔他的血和脑髓。我跟随拉着阿尔芒及其两位难友——甘塔尔和戈荣，一个是平民，一个是贵族——遗体的大车来到沃吉拉尔公墓。就是在那里，我安葬了德?拉阿尔普先生。我最后一次见了堂弟，却认不出来了：铅弹把他的面目全毁坏了，整张脸都被打掉了。我在上面看不出岁月的摧残，亦无法通过扭曲的带血的弹道看到死亡的踪迹。在我的记忆中，他始终还是围攻蒂永维尔时那副年轻的模样。他是在耶稣受难日被处决的：在我所有苦难的尽头，耶稣基督出现了。每当我在格勒纳勒原野的大路上散步的时候，都要驻足观看城墙上仍然残留的弹痕。如果波拿巴的枪弹没有留下其他痕迹，大家就不会再议论他了。

　　命运的链环真是怪异!巴黎驻军司令于兰将军任命的委员会，打得阿尔芒脑浆进飞。而从前，他也曾被任命为打破当甘公爵头颅的审判委员会主席。他在第一次不幸摊上那种事之后，难道不应该避免和一个军事法庭发生任何联系吗?至于我，每次提起伟大的孔代亲王儿子①的死亡，就免不了想到于兰将军在处决我的堂弟那位无名战士的案件中所起的作用。我毫不怀疑，现在轮到我接受上天的委托，来审判万森特别军事法庭那些法官们了。

　　①即前文提到的当甘公爵。

　　一八三九年于巴黎

　　一八一一、一八一二、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发表《纪行》——博塞红衣主教的信——谢尼埃之死——我被研究院接纳为院士——演说事件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一八一一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

　　我发表了《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接替德?谢尼埃先生当了研究院的院土，并开始写作回忆录，今日此书已告完成。

　　《纪行》获得了全面成功，正如《殉道者》引起了全面争议一样。一个作家，不管多么蹩脚，在他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出版之时，也会收到一些贺信的。在写给我的贺信中，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的信是不能忽略不提的。此公已经出版了两部著作，其权威性已经得到承认，而且在研究波舒哀和费奈隆①方面，几乎让人无话可说。这就是阿莱主教，博塞红衣主教。他对我极尽溢美之辞。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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