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圆币值增长的这件事，即便从整体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长期有利，宋彪仍然充满警惕，他既支持顾维钧以临时总理的担当推行此事在国内外统一意见，又严厉的督促中央内阁政府和国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针对受冲击较大的矿产业、农业制定大幅度的减税政策，提高国内基础工业产品的进口关税，同时利用英美增持国债的机会，在全国提前推进农村电网和乡镇电网的全面建设，出台《国家科技工业优待法案》，加大对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企业的扶持。

　　在上海会议召开期间，宋彪一改前几年逐渐减少训政会的惯例，连续每周主持中央训政会，加紧要求中央内阁政府重视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对国家第六个五年规划作出全面的调整，提前加快国家电气工业的推进力度，在全国继续增加小水电和灌溉工程的推进。

　　此外，宋彪也临时调整1935年的庐山夏宫会议，将全国工商联合协会、世界华商总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等机构和国内主要的著名企业家、中小企业家代表都召集到庐山夏宫，鼓励企业家调整产业投资方向，增加对亚盟成员国的基础工业、工矿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增加对国外基建工程的投入，以利于同步扩大国内工业出口的需求。

　　过去因为汇率低估，国内的矿产业资源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国际市场的水平较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些产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中央政府可以征收较高的营业税收，随着币值的增加，成本的提高，为了维持这些产业的正常运营，中央政府就必须出台法规大幅度的削减相关税收。

　　顾维钧的这一任临时内阁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但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并且有可能让顾维钧丢掉总理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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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1935年，中华帝国就处于这种汇率提高的特殊经济状况中，因为税收减免政策和中央财政支出的再次增加，使得经济相对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中，国际资本涌入国内和国内资本向外投资的规模都在放大。

　　随着基础原材料价格下滑，矿业、基础工业利润下滑，在自由经济的原则下，企业财团的投资开始更多的涌向更高水平的工业领域，随着中国和欧美在上海世贸协会的公约之下重新达成自由通商协约，各公约签署国陆续取缔在大萧条期间实施的保护性高关税政策，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出口也将重新恢复，并且有可能创造新的高峰，特别是在中国所占据绝对优势的电气、电子、航空、冶金、机床等领域，对于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也将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而帝国在这些领域的科技投资也将持续稳定的良性增长，再由市场推动人才和教育在相关领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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