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荒诞愚昧，至少在最后十年，清政府也积极在全国大力举办新政，建立各种新式学校，为后来人才济济的民国政府奠定了基础。

　　清政府也是有血性的，在辛亥革命之时，清政府还曾经派遣唯一的重巡洋舰在墨西哥西岸示威，迫使墨西哥政府就排华事件道歉。

　　在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选择局外中立是明智的选择。

　　在宋彪积蓄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后，又具备和俄国斡旋的条件时，清政府被迫任命他为东三省总督也是明智的，这不代表清政府就会将所有权利都交给宋彪，恰恰相反，清政府既任命他为东三省总督，又通过保留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位驻防将军控制着东三省的一切军政大权，因为三省驻防将军和东三省总督在管辖上正好是完全重叠。

　　奉天新军示威事件在本质上也是清政府的这种看似精明的安排导致的，而始作俑者就是慈禧太后，她早已习惯用这种伎俩驾驭百官，只是没想到宋彪和赵尔巽的反应都是如此激烈，完全摆出了一场死斗的态势。

　　袁金铠的那两招迅速见效，在宋彪摆出就是要和赵尔巽争夺东三省总督实权，以求施行新政的强硬姿态后，攻击宋彪的官员反而有所减少，甚至有官员上奏要求严查赵尔巽。

　　就在这种激烈的争斗中，1905年12月3日的这天下午。慈禧在宁寿宫召见了荫昌。她之所以要召见荫昌，正因为荫昌是极少数苛责赵尔巽的官员。

　　严格来说，荫昌甚至不算是官员，他只是准官员，身为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而已，好歹也有正三品的官衔。

　　宁寿宫在皇极殿的后面，自庚子新政之后，慈禧太后就常住在这里秉办新政，投其所好，各地总督巡抚也是马不停蹄地抓紧督办新政。只是一群旧人办新政的结果无非是表面荣光焕发，内里都是败絮，各地巧借新政豪取强夺，巧立各种名目胡乱征税。百姓苦不堪言，如新政办理的最为热闹的四川，往年地丁税不过一两白银，1902年之后却增加到6至8两，个别如合州等地甚至激增至两。

　　最终，所谓被称之为庚子新政名臣的满人锡良，实际上也是四川铁路暴动的最终缔造者。

　　此时的慈禧太后显然未能觉察到这一切，她看到的都是庚子新政的各地欣欣向荣，举国日新，除了东三省和光绪皇帝之事外。她似乎也没有太多忧虑。

　　荫昌虽然是见过慈禧，心中依旧惶恐，总担心自己此前上奏支持宋彪的折子会成为罪状，在二总管太监崔玉贵的陪同下进了宁寿宫的大殿。

　　进了大殿，荫昌只是在前面的长椅上看到一位身穿墨绿色旗袍的老妇，这便迫不及待的离着很远就跪了下去，拜见道：“奴才天津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给太后老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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