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弄得焦头烂额。先是政委孙泰安被调到另一个省“支左”去了。两人搭档了十来年，一直处得很融洽。孙泰安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人很宽容，资格老但工作能力较平庸。他没有野心，喜欢随遇而安，除了胆小些，没什么大毛病。李云龙挺舍不得他走。
他所在的城市和全国的所有城市一样，也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个城市的两大造反组织“红革联”和“井冈山兵团”形同水火，两派的代表走马灯似的轮流来司令部游说，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心说：我哪知道你们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看，都是这两年粮食多了，吃饱撑的。1960年那会儿你们咋不闹腾呢？他被造反派们闹烦了，干脆称病躲进医院。工作暂时由新调来的政委马天生主持。
比起李云龙这类从红军时代就当上主力团团长的将军来，马政委的资历就不值得一提了，他1943年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的游击队，以他的中学学历在文盲众多的游击队里可称得上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这样的宝贝自然要保护起来，干些能发挥特长的工作。他从文书干起，从来没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到1955年部队授衔，李云龙和丁伟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发牢骚嫌肩章上一颗将星太少时，而马天生则望着自己肩上的两杠一星感到心满意足。1943年入伍，没什么战功，12年就干到副团级少校，他知足了。
令李云龙百思不解的是，这个1955年的少校，是凭什么又在12年之内爬到正军级的位子上的？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有些戏剧性。
那天郑秘书向李云龙建议说：“新来的马政委已经搬进老政委孙泰安住过的那座小楼了，还没有正式上班。1号，您是不是去作一下礼节性拜访？”
李云龙不置可否，却提出了一个另外的问题：“这个马政委在军里排几号呀？”
“当然是2号。”
“这不就得啦，你没忘了我是几号吧？”郑波被噎住了，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当天晚上，政委马天生主动上门拜访李云龙。两人握了手，先是寒暄了几句。李云龙吩咐郑秘书倒茶，然后先坐下了，用手拍拍沙发道：“坐嘛，不要拘束，随便点儿。”
马天生很有涵养地笑笑，坐下了。
“马政委很年轻呀，哪年参加工作的呀？”
“1943年入伍，今年45岁。”
“嗬，年轻有为呀，1943年……我在干啥呢？哦，想起来了，带着我那独立团在晋西北已经打出一块不小的地盘了，说是一个团，其实兵员有六千多，快赶上当时的一个师啦，那时抗战快胜利了嘛。”
“是啊，李军长是老资格了，我来之前听干部部的同志介绍过，我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呀。”
“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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